张维屏(1780-1859年),字子树,号南山,又号松心子,晚号珠海老渔,广东番禺(今广东省广州市)人。嘉庆九年(1804年)中举人,道光二年(1822年)中进士,因厌倦官场黑暗,于道光十六年(1836年)辞官归里,隐居“听松园”,闭户著述。
〔► 张维屏的诗文(1篇)张维屏的名句(0条)〕张维屏少时就有诗才,闻名乡里。鸦片战争爆发后,张维屏目睹英国对中国的野蛮侵略,激发了爱国热情,写出了歌颂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《三元里》,赞扬陈连升、葛云飞、陈化成捐躯报国的《三将军歌》等。这些诗篇在当时流传很广,影响很大,成为鼓舞爱国主义的有力武器,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,也是研究鸦片战争史的可贵资料。已故的著名文学家阿英(钱杏邨)曾称赞张维屏的这些诗是鸦片战争中“最具有灿烂不朽光辉”的“英雄史诗”。
张维屏在嘉庆、道光年间以诗著称,与黄培芳、谭敬昭号称“粤东三子”。鸦片战争前,他受到诗坛耆宿翁方纲、曾燠 的赏识,又与宣南诗社中成员交往唱酬,诗篇内容大多是山水、闲情、赠答,夹杂一些壮志蹉跎的感慨。只有少数反映现实的篇章。如“体近谣谚”的《县言》组诗等,暴露了吏胥贪婪毒狠的面目;《黄梅大水行》、《催科》等,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关怀。鸦片战争期间,是他诗情最激昂的时期,写下了《三将军歌》、《江海》、《书愤》、《孤坐》、《海门》、《雨前》等一系列爱国诗篇,表彰抗战,指斥投降。特别是《三元里》,是这一时期诗坛少见的歌咏人民自发反帝斗争的佳篇。
张维屏认为“诗固出于性情”(《陈清端公诗集序》),写诗当如造物之自然。他的诗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写真情实景,于白描笔墨中又时见含蓄凝炼。故林昌彝说他“警炼异常”(《射鹰楼诗话》卷十三)。他引新事物入诗,如写火轮船、世界地图等,表现了近代诗突破传统题材、展拓诗境的趋向。张维屏古文也有一定成就。恽敬称誉他为“岭外柳仲涂”(《送恽子居还常州》诗注)。他批评当时古文两大病,即“陈言”与“赝古”,提出“不拘成见,不囿偏隅,随感而通,因物以付,如风行水,如水行地”(《复龚定庵舍人书》)。他的文章不拘体格,随意挥洒,如《释涉川片云行草序》就云生发,《十二石山斋记》依石立论,都表现出“意新格创”(许应騤评《情释》语)的特色。
张维屏著有《张南山全集》,汇集诗人各种著述刻本。其中《松心诗略》,亦称《松心十录》,共10集,是其门人选全诗十之二三而成,为今传张诗最多之本。道光末年刻文有《松心文钞》10卷、《松心骈体文钞》。尚有《听松庐诗话》、《艺谈录》、《国朝诗人征略》等有关谈诗及文献掌故著作。
张维屏(1780~1859年10月13日) 清代官员、诗人。字子树,号南山,因癖爱松,又号松心子,晚年也自署珠海老渔、唱霞渔者,广东番禺人。嘉庆九年(1804)中举,道光二年(1822)成进士。此后在湖北、江西任州县地方官,一度署理南康知府。为官清廉,终因不耐官场的腐败,于道光十六年(1836)辞官归里。
其父曾任四会县学训导,张维屏从小接受家庭教育,少年时即以能诗名,13岁时名列番禺县童子试榜首,知县吴政达赞赏其才华,取《毛诗序》“南山有台,乐得贤也”之意赐名“南山”。张维屏于嘉庆九年(1804)中举后,首次进京赴考,诗坛大家翁方纲阅其诗作,惊呼“诗坛大敌至矣!”再度赴试时,翁方纲为他和黄培芳、谭敬昭等三位岭南诗人之诗集作《粤东三子诗序》,从此“粤东三子”的文名得到显扬。张维屏曾与林伯桐、黄乔松、谭敬昭、梁佩兰、黄培芳、孔继勋筑云泉山馆于白云山,人称“七子诗坛。”
道光二年(1822),43岁的张维屏四度会试终成进士,署湖北黄梅知县。他勤政爱民,莅任第二年夏天,江水决堤,他亲自乘小舟勘察水情,散发干粮赈灾,竟被洪水冲走,幸挂树梢而不死。老百姓为之歌曰:“犯急湍,官救民,神救官。”道光四年(1824)调任广济知县,他不愿向百姓征收漕粮,引疾求退未成,调署襄樊同知。过三年,返粤丁父忧,次年迁家回清水濠故里。道光九年(1829),他被聘为学海堂学长。居家数年,致力于教育事业。道光十年(1830),张维屏丁忧服阕,同林则徐、黄爵滋、龚自珍等在北京结“宣南诗社”。后又出任了几年的地方官员,但他最终看透官场腐败,产生“一官无补苍生,不如归去”的念头,终在道光十六年(1836)五十七岁时告病辞归广州,赁居河南花地潘氏别业东园。他将所筑小园名为“听松园”,于松涛间悉心著述讲学、游园吟诗。道光十九年(1839)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时专门拜访,征求禁烟对策。鸦片战争爆发后,张维屏写下反对外敌侵略、赞颂人民抗战的不朽诗篇,其中《三元里》和《三将军歌》最为著名。咸丰九年(1859)九月十八日(10月13日)病逝于清水濠,葬于广州城东北银坑岭,临终留下时人争传之绝笔:
烟云过眼总成空,留得心精纸墨中。书未刻完人已逝,八旬回首惜匆匆。
偶堕尘寰八十年,飘然归去在罗天。松溪花棣常游处,或者诗魂系画船。